全球旅游业翘首期待“中国热潮”******
参考消息网1月11日报道多家外媒近来集中报道称，全球旅游业翘首期待“中国热潮”。据路透社1月9日报道，随着中国调整出入境政策，周一，北京的出入境管理部门外面排起了长队，人们急于更新他们的护照。
67岁的退休人员杨建国（音）排在上百人的队伍里，等着更新护照。他计划前往美国，近三年来头一次去看望女儿。
跟妻子一起排队的杨先生说：“女儿去年结婚，但推迟了婚礼，因为我们没法去参加。现在能去了，我们非常高兴。”
德国《经济周刊》网站1月9日的报道也认为，全球旅游业即将迎来中国热潮。
报道称，对爱旅游的中国人来说，好日子终于又要开始了。随着中国全面开放，中国人已在制定2023年的假期计划。
“现在正是好时候。”一位家住北京的女士表示，她正计划全家尽快去泰国旅游：“女儿13岁了，疫情前我觉得她还太小，不能出远门。现在，她可以去看看世界了。”
全球旅游业正希望重回旧时光。2019年，中国出境游高达1.55亿人次，相关旅行支出约2550亿美元。但在疫情期间，这方面的支出大幅减少。
一家中国旅行社的员工说：“现在飞外国的航班还比较少，而且还要先申请签证。”他认为，在即将到来的春节假期，将有数亿人先在国内旅游。
而随着航班数量逐渐增加，从第二季度开始，中国旅客出境游的数量很可能就会激增。这位业内人士预计10月可能出现真正的热潮，因为中国将在那时欢度十一黄金周。
德国是很多中国旅行团的必游之地。在汉堡和杜塞尔多夫，很多小商店曾额外雇用会说汉语的员工，这项语言技能或许马上又要成为优势了。
法国《费加罗报》网站1月8日的报道也指出，法国正准备迎接回归的中国游客。
报道称，从周日开始，中国人又能去外国旅游了。对法国旅游业的大部分从业者来说，这是一种宽慰，他们对消费高于平均水平的客户的回归寄予厚望。酒店、餐馆、翻译、导游、司机、旅行社等都在翘首以盼。
本世纪初，法国为接待中国游客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生态系统。奢侈品牌雇用了精通普通话的销售人员，百货公司甚至开了为中国旅游团服务的店铺。但在过去近三年间，它们失去了中国游客。
“显然，我们在等他们，”法兰西大岛酒店行业协会主席弗兰克·德尔沃说，“中国客户及其带来的经济效益仍然宝贵。”
为了迎接这些受欢迎的游客，专业人士已进入“备战”状态。
德国媒体、越南媒体介绍了东南亚旅游业的情况。据报道，周一，泰国迎来中国放开后的首批赴泰游客。带着鲜花和礼物，泰国副总理率领几位部长亲自前往接机。此举反映了中国游客对于泰国这个旅游大国的重要意义。
周一的这个航班来自厦门。在机场大厅里，中国游客收到了花环和礼品袋，欢迎横幅上写着“中泰一家亲”以及“神奇泰国永远欢迎中国家人们”。
一名中国游客对美联社表示，自己“感觉很好，感受到泰国人民的好客之情”。
泰国副总理兼卫生部长阿努廷在机场对媒体称，对泰国旅游业来说，中国及其他国家的游客人数持续增长是一个好兆头，这有助于增加收入、推动增长、扩大就业，并将带来其他机会。
而越南国家旅游局1月9日在东北部边境的广宁省芒街市召开会议，讨论吸引中国游客到越南旅游的措施。
中国恢复国际旅游活动已经对全球旅游业产生积极影响，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都拟定了从这个重要市场吸引游客的政策。
越南旅游协会主席武世平（音）强调，越南需要思考吸引中国游客的紧急方案，并发布管理相关活动的规定，以便给游客留下最好的印象并确保可持续发展。
越南旅行联支会主席高智勇（音）认为，有必要迅速恢复岘港、庆和、富国岛等旅游业发达地区的包机网络，并在可以直飞越南的国家加强推广活动；服务提供商需要准备足够的人力资源和基础设施；此外，在微博、抖音、微信等中国社交平台上的交流活动也应该加强。
1月9日，泰国官员在位于泰国首都的素万那普机场欢迎搭乘厦门航空MF833的中国旅客。该航班是中国出入境政策调整后首个中国赴泰国航班。泰国副总理兼卫生部长阿努廷到现场迎接。（新华社发）
东西问｜曾明：为何在人生“至难”，苏轼却能“图其至远”？****** 编者按： 习近平主席在二〇二三年新年贺词中，再度引用“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激励奋进，引发热议。此古语出自苏轼名篇《思治论》，中新社“东西问”特专访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曾明，解读为何在人生“至难”，苏轼却能“图其至远”。
中新社成都1月6日电题：为何在人生“至难”，苏轼却能“图其至远”？
——专访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曾明
中新社记者 贺劭清
“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宋仁宗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年仅26岁的苏轼在《思治论》中提出疑问。苏轼用自己起伏波折的一生给出答案：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后，他写下“天下第三行书”与千古雄文《赤壁》二赋；晚年被贬惠州、儋州，依旧乐观旷达，留下华章无数。
在人生低谷，苏轼如何从“至难”转向“至远”？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用什么样的精神面对“至难”？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曾明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对此进行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苏轼为什么在《思治论》提出“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
曾明：苏轼一生，元丰二年(1079年)遭遇“乌台诗案”之前为前期，元丰四年(1081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之后为后期，中间两年可谓大彻大悟期。他的一生，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前期“桃李春风”，后期“江湖夜雨”。
《思治论》为苏轼26岁时所作，恰好是他“桃李春风”之时。当时苏轼出任大理寺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已两年，他洞察民间疾苦、了解地方行情。在文中对当时朝政“三患”，即“财之不丰、兵之不强、吏之不择”之弊，提出了要“课百官，安万民，厚财货，训兵旅”。
在《思治论》中，苏轼还提出了“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一问。可见，“至难”和“至远”，在苏轼心中是辨证认识的。即世间万事万物，都可以由难转易，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幼树会成林，溪流终入海。他坚信只要定下心思去做，就肯定能达到目标。
四川眉山三苏祠内的苏东坡的雕像。张忠苹 摄中新社记者：苏轼提出的哪些主张，对今日中国式现代化仍有参考之处？
曾明：《思治论》全文虽只有2000余字，却清晰表明了苏轼早期的一些理念。他在文中表示，执政重民生，以人民为本；安定靠制度，讲规则规矩；太平须“活法”，应改革创新。
此外，《思治论》还提出“发之以勇，守之以专，达之以强”，其意为在目的明晰、规划周详的情况下，政策就应得到坚定不移的执行，只有这样，事业才能获得成功。
苏轼一生据“活”而变，从中看到了人世间的善。他明白“功业见于变”，认为“执一而不知变，鲜不厌者”，做到了“一”与“多”，“恒”与“变”的统一。苏轼主张渐变，而不是“突变”。苏轼“择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为法”的“通变”思想，今天依然值得借鉴。
位于四川眉山的三苏祠。王磊 摄在文化方面，苏轼因“活”而新，从中发现了万物的美。他深知“新”乃自成一家之根本，这在诸多诗文中有言。《书吴道子画后》论作画，说“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评草书》讲书法，说“自出新意，不践古人”。
苏轼通过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文为赋、以赋为文、以诗为文等做法，使新体更加成熟，旧体别开生面。比如《雪堂记》等均缀以骚体，《观妙堂记》等以对话行文，呈现赋体文的特点，前、后《赤壁赋》等，打破成法以赋为论；《庄子祠堂记》等借“记”作“论”，使文章获得更加不朽的生命力。
不拘法度，不断创新，苏轼对“活法”的创造实践，对当代中国文化艺术而言，依然具有启示。我们要创作出与时代同频共振的文艺作品，才能真正在中国式现代化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让世界亲近中华文化，促使世界读懂中国、读懂中国人民、读懂中华民族。
观众在中国美术馆内欣赏苏轼名作《潇湘竹石图》长卷。侯宇 摄中新社记者：苏轼有哪些华章，成于“犯其至难”？为什么艰难困顿之时，反而成就他艺术的辉煌？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用什么样的精神面对“至难”？
曾明：苏轼不仅将“活法”贯通于诗文词赋、琴棋书画，甚至待人接客之中，还实践在他“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快意逍遥之中。自然中的“烟雨”，生活中的“烟雨”，仕途中的“烟雨”，在苏轼看来，都是由“至难”向“至远”转换的必由之路。
不管“大江东去”，还是“明月几时有”，惬意欢喜、磨难坎坷，苏轼始终保持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他在“至难”中依然能够保持从容洒脱、怡然自得的快意人生。年过六旬的苏轼被贬蛮荒之地儋州，他不绝望不怨恨，而是登高望远，享受绝美海景，“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苏轼屡遭打击，沧桑羁旅，却仍有“人生如梦”的哲思，有“江海度余生”的豁达，有“竹杖芒鞋轻胜马”的遐想。苏轼创造了一个令人神往的文化人格，包含了人性的丰富性和发展的可能性，展现了最为健全、圆融，可信、可爱、可敬的活生生的真实人生，几乎承载了中华民族对古代文人士大夫的所有期许。
观众在参观“千古风流人物——故宫博物院藏苏轼主题书画特展”。杜洋 摄从“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到“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到“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再到“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同样反映出，事不避难是中华民族刻在骨子里的精神密码。
中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经历了太多风雨坎坷。面对任何“至难”，我们始终迎难而上，这与中华民族昂扬的精神境界、宽容的理想格局密切相关。事不避难难变易，胸无“至远”易变难。新年新气象，中华民族人人都心怀“至远”的目标，就没有克服不了的“至难”。(完)
受访者简介：
曾明，西南民族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四川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华多民族文化凝聚与全球传播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主任。2013年10月至2019年4月任西南民族大学第九任校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古代文学、文论，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宋代诗学‘活法’说考索”等4项，出版专著6部；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刊物上发表论文70余篇，其中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摘编、转摘、全文转载。先后获省部级一等奖6项、二等奖5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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